1998年2月23日，江泽民在纪念周恩来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周恩来的精神就是三个“结合”，即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结合；对上负责同对下负责的结合；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的结合。同年，淮阴师范学院王家云副教授在其《试论周恩来精神之内涵》一文中提出了周恩来的十大精神，即积极进取、刻苦好学、甘当公仆、团结协作、求真务实、唯物辩证、勇于创新、严于自律、宽厚平等、无私奉献。汪浩在《论周恩来精神及其时代价值》一文中，提出周恩来精神中最具时代意义和共产党人特质的有六个方面，即务实精神、奉献精神、公仆精神、和合精神、严细精神和修身精神。2001年，南京市委党校陆剑杰教授提出周恩来精神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即实事求是的精神，热爱人民、团结同志、真诚待人的人文精神；努力奋斗，严于律己的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这些分析，我认为都是正确的，但也有的重点不够突出，概括不很准确。周恩来精神确实包含很多内容，但最主要、最突出地是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勤勤恳恳，任劳任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他不像有的人，一当了领导，就只动嘴，不动手，甚至连嘴都懒得动，而是一直在勤勤恳恳地忘我地工作，时刻关心着国家的命运和群众的疾苦。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中，像周恩来那样忘我工作的人，是不多见的，甚至是难以令人想像的。从周恩来的工作台历可以看出，他经常连续工作23小时、26小时。这种情况，在十年“文革”中更经常出现。为了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有一次他竟连续工作84小时。即使在晚年得了癌症之后，他仍在奋不顾身地工作。正如邓小平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所说：“周总理是一生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的人。他一天工作的时间总超过十二小时，有时在十六小时以上，一生如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虽然遭受过很多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不应有的打击，即使在他晚年得了癌症之后仍受到严厉的批判，但他仍然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工作。他晚年在胸前一直佩带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他在那荒唐的年代对自己人生追求和奋斗目标的最直接的表示。正如他对一位去探望他的烈士子女说：“在‘文革’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最后他终于因为劳累过度和由此引发的疾病而逝世。如果不是常年超负荷的工作，他是不会那么早就逝世的。周恩来的名字，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生动象征。

第二，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无私无我的奉献精神。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一有权力就搞特殊化，他长期担任政府总理和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对自己和家属、亲友一直要求很严，从不让别人照顾。他长期过着极为艰苦朴素的生活，一件衣服、一双皮鞋，一穿就是几十年，补了又补，直到不能再穿。在出国访问期间，他还穿着那些补了又补的内衣内裤。为了不被外国人发现而影响中国人的形象，他每天都把这些补了又补的衣服装在一个被外国记者视为神秘的钢纸箱里，让卫士偷偷地在晚上送到大使馆去洗。他对家属、亲友的严格要求，在那“十条家规”中作了明确的规定。这“十条家规”是：一、晚辈不准丢下工作专程来看望他，只能在出差顺路时去看看；二、来者一律住国务院招待所；三、一律到食堂排队买饭菜，有工作的自己买饭菜票，没工作的由总理代付伙食费；四、看戏以家属身份买票入场，不得用招待券；五、不许请客送礼；六、不许动用公家的汽车；七、凡个人生活上能做的事，不要别人代办；八、生活要艰苦朴素；九、在任何场合都不要说出与总理的关系，不要炫耀自己；十、不谋私利，不搞特殊化。这“十条家规”，是严格要求自己和家属、亲友的生动写照，带动很多领导干部树立起了清正廉洁的家风。他还多次作严格的自我批评，可以说是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领导人中作自我批评最多的一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坚持自我批评最好的一位。陈毅在三年困难时期就对文艺界的人士说过：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正像陈毅说的那样，周恩来是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廉洁奉公，严于律己的典范。

第三，求真务实，脚踏实地，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一当了领导，就只依靠别人的汇报进行工作，或凭自己的主观愿望作决策，而是反复强调要“讲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求实效”。不管做什么工作，他都深入实际，了解实际情况，根据实际制定方针、政策，针对实际问题提出解决的办法、措施。例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他针对当时那种普遍存在的急躁冒进倾向，提出“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并和李富春、李先念等一起，把1956年的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0亿元，在中共八大上又形成了积极稳妥的经济建设方针。结果后来被认定为“右倾保守”，一再受到批判。在“大跃进”期间，他感到那些高指标难以执行，甚至提出辞去总理职务。在60年代初，他为了摸清当时涉及全体农民生活的公共食堂的情况，在极为紧张繁忙的工作中还抽空到河北省邯郸地区农村进行实地调查，亲自掌握第一手材料，这对于取消农民普遍反对的公共食堂，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岁月，他也努力采取措施，发展生产，稳定经济秩序。但是，他的正确主张往往不被重视，难以贯彻。于是，他就在最高领导人的决策脱离实际时，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尽量按照实际情况进行贯彻，想办法予以补救，这才使很多从实际出发的正确主张和措施，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终于坚持了下来。如果按照他的思想和办法去做，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肯定不会遭到那么多的挫折，肯定要顺利得多。

第四，团结同志，广交朋友，调动各种积极因素一起做好工作的精神。他不像有的人那样，一当了领导，就高高在上，官气凌人，甚至把自己凌驾于集体之上，搞家长制、一言堂，而是宽厚真诚，平等待人，广泛团结各方面的同志、朋友，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努力处理好各方面的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例如他在重庆工作期间，就团结了大批的民主人士，扩大了革命的阵营，为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招揽了大批的人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绝大多数领导干部被作为“走资派”打倒，数不清的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被作为“牛鬼蛇神”受到批斗，很多人被打死或被迫自杀。对于这种极端恶劣的形势，周恩来虽然无力挽回，但他还是冒着极大的压力和风险，极力地保护各级干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例如在他1968年8月30日提出的《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中，就明确指出保护的对象包括宋庆龄等13位著名的民主人士，以及副委员长、人大常委、副主席、部长、副部长、政副、国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两高等。仅这个名单，就保护了大批的高级领导人和民主人士。不在这个名单中的人，他也设法保护了很多，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留下了一批极为宝贵的人才。因此，很多人直到周恩来逝世多年以后，仍然对他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可以肯定地说，在中国共产党和国家、政府的领导人中，他的朋友是最多的。毛泽东也多次称赞他这个长处，说：“恩来的最大优点之一，就是同党内外都有广泛的联系，善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

周恩来的精神，是共产党人的党性原则、道德情操和中国传统美德的完美结合。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对于纠正不良的党风和社会风气，保持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的，因此，应该在全党和全国大力弘扬周恩来精神。